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崇尚气节，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养成了中华儿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抗日战争中，优秀的中华儿女在面临一次次生死关头的严峻考验时，用铁骨和血性维护民族大义，捍卫祖国尊严，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崇高气节。

在南京中华门外菊花台公园内，有一座驻外九使节烈士公墓，安葬着国民政府驻菲律宾马尼拉和北婆罗洲山打根九位外交使节的忠骸。 1941年12月7日，日本制造了 “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2年4月，日本占领菲律宾，对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馆人员展开诱降和逼降的分化瓦解活动，受到了以杨光泩为总领事的领事馆外交人员的坚决抵制。在敌人刺刀面前，他们不辱使节，大义凛然，宁死不屈， 最终惨遭日军杀害。同样殉难的还有中国驻北婆罗洲山打根领事卓还来。这些外交使节虽身陷异域绝境，但仍坚守民族气节，在日军屠刀下拒不屈服，彰显了一种震撼人心的正气和节操！

在文艺界，也有无数生死不苟、大义凛然的爱国志士和英雄人物。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不愿媚敌当顺民，蓄须明志息演八年。田汉在赠给梅兰芳的诗中赞道：“八载留须罢歌舞，坚贞几辈出伶官。轻裘典去休相虑，傲骨从来耐岁寒。”京剧名旦程砚秋“耻歌寇资学犁锄"，隐居北平西郊务农，誓死不为日伪演出，与梅兰芳蓄须明志南北辉映, 一时间传为美谈。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的陈三立在北京沦陷后，愤然表示：“我决不逃难!”听到有人议论中国必败，他怒斥：“呸！中国人，岂狗彘不若！岂贴然俯首，任人屠割！”日伪当局欲招他出山任伪职，派人登门对他游说，老人呼佣拿扫帚将其逐出，从此5日不食，绝食殉国，终年85岁。作家郁达夫在三年零七个月的时间里，身处险境，隐姓埋名，以迂回曲折的方式坚持抗日斗争，最后死于日本略者的屠刀之下。国画大师李苦禅参与营救掩护抗日爱国军官、为中央地下组织卖画筹集经费等众多抗日活动，被关押后不惧酷刑，痛骂日寇，出狱后仍借书画宣传抗战。同样作为国画大师的齐白石，拒绝日寇要他加入日本国籍、去日本的利诱，多次拒绝为日本人作画。日本人不断加压。最后他无奈之下提笔画下四只螃蟹，然后落款“看你横行几时”的字样，日本人看后气得直嚷“齐白石太顽固”。他大义凛然地说：“齐璜中国人也，不去日本。你硬要齐璜，可以把齐璜的头拿去。”

抗日战争期间，展露出大义凛然的民族骨气的还有无数的知识分子。史学大师陈寅恪流落香港时，日本人仰慕他大名，几次三番拿重金聘请他。此时，陈寅恪全家五口已经没米下锅了，但他没有折腰“食周粟”，而是在半盲的状态下跌跌撞撞地逃出日本人的监视，拖儿带女，几经磨难回到内地。中央大学教授、著名的红楼梦研究专家王瀣， 在日军攻占南京时，因身体衰病，来不及撤离，此后数年家境困难。但当汪伪政府筹办伪中央大学，派人胁迫或以高薪诱惑他去任教授时，老人断然拒绝，说：“余已行将就木之人，可以舍我矣，实不敢见张邦昌、刘豫丧权辱国之举。”许多在海外留学的知识分子，迫不及待地回国效力，如夏鼐、曾昭燏、吴金鼎等，他们宁愿选择颠沛的流亡之路，也不愿在日本统治的伪教育机关就职。在烽火连天、颠沛流离中， 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失民族气节和人格操守，用气节、用精神来抗战，在最困苦的时期建构了最坚固的文化长城、学术长城，泽被后世，影响深远。

即使是生存条件都极为恶劣的“无人区”，中国的普通百姓仍然保持着可贵的民族气节。河北迁遵兴联合县县长田赛在他领导“无人区” 人民斗争的“办公室”一兴隆南大台林间窝棚的柴扉上贴上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敌来我走，敌走我来”；下联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横批是：“烧了再盖”。对联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凝聚着与日伪斗争到底的决心。正是这种精神与决心，极大地鼓舞着坚持 “无人区”斗争的人民。承德县窄道沟村的八路军办事员赵春坚决不做日伪的“顺民”，誓死不进“人圈”。他家的房子被烧了多次，可他全家一直不进“人圈”，坚持“无人区”斗争，直到抗战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他应邀参加了热河省“无人区”代表大会，并被中共热河省委、 省政府授予“好汉赵春”的光荣称号。兴隆县中田村民政委员张忠政、财粮委员张福廷，在敌人以他们的亲人做人质，逼迫他们“下山自首”，放弃“无人区”斗争时，他们宁舍亲情，义无反顾，坚决不“下山自首”，终于粉碎了敌人的“招降”阴谋。

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民族从来就是有志气、有骨气的伟大民族。抗日战争中，优秀的中华儿女用天地为之动容的血性和铁骨，共同铸就了一个不屈的中国，把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弘扬到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