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占领平津后，由于战线拉得过长，不得不一改过去拒绝与中国政府直接交涉的政策，主动上门要求与中国中央政府直接交涉。尤其是攻占武汉和广州后，日军虽一时得胜，却也被拖得筋疲力尽。当时，日本“陆军在国内仅有近卫师团。而在中国配置了24个师团，在满、朝配置有九个师团，完全丧失了继续采取攻势的机动能力。”因而日本军部重新制定了《对华处理方略》，其方针是：“目前应以恢复治安为根本，其他各项施策均应与此相适应。消灭残存抗日势力的工作，虽仍应继续进行，但主要以武力为背景，结合运用谋略、政略。”这表明日本在改变侵华策略：把在日占区派重兵进行“扫荡”，恢复治安，作为“根本”任务，而对已失去武汉的国民政府残存的抗日势力，则主要实行以武力为后盾的政治诱降方针。

中国抗日战争中之所以出现投降倾向和投降活动，与日本的这种政治诱降方针是密切相连的。再就是因为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这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基本条件， 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就建立在这个日本国家的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上面。”实际上，当时日本除了’'这一强"之外，也有“三短”，“总起来说，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投降主义者就是看到了暂时的“敌我强弱对比一个因素”，而看不到日本的短处和中国自己的长处，总认为自己力量不够、武器不精，因而“从前就说，’抗战必亡’，现在又说'再战必亡’”在这一思想支配下，汪精卫集团最终走上了叛国投敌的道路。

汪精卫害怕日本军国主义，一直散布日本不可战胜的失败主义思想，鼓吹妥协投降。同时，他还网罗了一批人，形成了一个主张对日妥协的集团，其中最核心的是时任国民政府副秘书长兼代理中央宣传部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室副主任的周佛海。他们诋毁抗日的主张是 “唱高调”，而自称他们的小团体为“低调俱乐部”。1938年1月，以 “低调俱乐部”成员为核心，在汉口成立“艺文研究会”，由周佛海任总务干事，暗中与日本进行交涉。3月，汪精卫的干将、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由周佛海安排，以特派员身份多次到香港和上海活动，日方则希望由汪精卫出马实现中日“和平”。日本“和平”方案的核心是: 日本支持汪精卫在云南、四川及广东、广西四省地区建立“中央政府" 等。11月12日和13日，经过连日协议，汪精卫等人决定接受日本提出 的“和平”条件之后，设法离重庆去昆明，公布日华和平解决条件, 并由汪精卫发表声明同蒋介石断绝关系，然后乘飞机去河内，再转香港，与日方配合发表收拾残局声明。1938年12月，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致蒋介石等人的“和平建议”电报，即所谓艳电，表明汪精卫与国民党公开决裂并叛国投敌。到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汪伪国民政府， “自任主席”。至此，汪精卫一伙最终甘当日本的傀儡，成为中华民族的无耻败类。

汪精卫这种民族投降主义的丑恶行径，理所当然地遭到国共两党及全国爱国人士的一致遣责和声讨。

中国共产党最先对汪精卫集团的卖国行为进行了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1939年1月2日，周恩来在重庆接见外国记者，严正指出汪精卫出逃是叛国行为，《新华日报》也在当日发表题为《汪精卫叛国》的社论及一系列文章，揭露汪精卫集团的卖国罪行。《新华日报》社论，深刻揭露了汉奸汪精卫降日的罪行和实质，并剖析其原因。这篇社论，提高了国人对汉奸汪精卫的认识，推动了声势浩大的反汪运动的开展，促进了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

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指出：“蒋介石驳斥近卫宣言及汪精卫的逃跑与被开除党籍' 表示了中国主战派和主和派的开始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部分动摇分子，已经由亲日派转向汉奸集团，这是中国抗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大进步，这是目前时局的基本特征。”《指示》号召“用一切方法打击卖国叛党的汉奸汪精卫，批评他的汉奸理论，并指出他的反共主张即为他的汉奸理论的组成部分”。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也纷纷声讨汪精卫集团的叛国行径。

1939年6月，毛泽东针对投降活动的出现，在为纪念抗日战争两周年写的《反对投降活动》一文中说："中华民族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历来存在的劈头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战不战的问题。自九—八到卢沟桥事变之间，这个问题争论得很严重。’战则存，不战则亡，―这是一切爱国党派和一切爱国同胞的结论；’战则亡，不战则存—"这是一切投降主义者的结论。卢沟桥抗战的炮声，把这个争论暂时地解决了。它宣告：第一个结论是对的，第二个结论是错了。但是卢沟桥的炮声，为什么仅仅暂时地解决这个问题而没有最后的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由于国际投降主义者的妥协企图， 由于中国抗日阵线中一部分人的动摇性。现时人们就把这个问题改变了一点词句，变成所谓“和战问题’，又提出来了。在中国内部，因而就掀起了主战派和主和派之争。”对此，“我们共产党人公开宣称：我们是始终站在主战派方面的，我们坚决地反对那些主和派。我们仅仅愿意和全国一切爱国党派、爱国同胞一道，巩固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实行三民主义，抗战到底，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而不知其他。”面对出现的投降倾向和投降行为，毛泽东的主张非常鲜明，就是抗战到底，坚决反对投降活动。

1939年7月，中共中央在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中，就提出了 “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共同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的政治口号，号召爱国军民立即行动起来，严惩“破坏抗日、团结、进步的汉奸和反动派”及 “投降派”。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制定了反对投降主义的主张、策略和方针，为全国抗日军民抵制和反对投降暗流指明了方向。

对于汪精卫投降日本的丑恶行径，国民党也于1939年1月1日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紧急会议，以汪“匿迹异地，传播违背国策之谬论”，"向敌求和”，"违反纪律，危害国家”，"断难姑息”， 而决定“永远开除其党籍，并撤除一切职务”。次日，国民政府又下令重申《惩治汉奸条例》。之后，全国各地在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下’迅速掀起了揭发批判和声讨汉奸汪精卫的运动。各地的报刊和各地驻军长官如李宗仁、白崇禧、程潜、顾祝同、宋哲元、陈诚、胡宗南和八路军的朱德、彭德怀等，以及全国各民众团体，均一致严厉声讨汪精卫的叛国投降行径。

在陪都重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地方实力派及文化界的《新蜀报》《商务时报》《大公报》等报刊，均发表大量反汪檄文、一致声讨汪精卫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针对汪精卫投降日本的丑恶行径，从 1940年1月下旬到3月下旬，许多抗战机构、群众团体、大学教授'、大中学生直至海外侨胞，纷纷发表讨汪通电。延安、重庆、成都、昆明、 长沙、武汉、西安等城市，都先后召开了反汪大会

在南方局妇女组的推动下，重庆在“三•八“节举行了以促进民主宪政和反汪反投降为中心的万人妇女纪念大会和示威游行；湖南各界在汪伪政权成立的当天即举行讨汪锄奸大会，并发出讨汪通电，痛斥汪精卫“甘邦家于附庸，沦国民为奴隶”，实乃“乱臣贼子，人人可得而诛。”《新华日报》发表“援助香港反汪罢工工友"的号召后，得到全国人民响应，纷纷捐款捐物。毛泽东也亲自捐款捐物，积极参加援助香港反汪的罢工工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昆明出版界的四位印刷工人竟绝食三天，将节余的伙食费和开水费全数捐出，充分反映出中国民众抗战到底、誓与妥协投降不共戴天的意志和决心。此外，各地人民还纷纷利用文艺作为打击汪伪、消灭汉奸的有力武器。声讨汪精卫的漫画、戏剧新作迭出，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的抗日救亡团体都把声讨汪精卫作为抗日文艺宣传的中心内容，排演出许多反汪的剧目。还有的救亡文艺团体编演了揭露汪精卫丑行的节目，有的则排演反映文天祥、戚继光、岳飞等民族英雄、爱国志士的历史题材的剧目或文艺节目，来抨击汉奸汪精卫，教育和激励民众抗战到底。还有的中、小学不顾国民政府教育部关于不得擅自改动国文教材的禁令，选择岳飞的 《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作为教材，还利用屈原、苏武的故事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传统教育和对敌斗争的气节教育。在广东曲江、广西武宣及桂林、重庆、贵阳、昆明、四川涪陵等地还掀起了铸汪逆跪像的运动，以让人民永远唾弃卖国贼的方式，来警醒同胞抗敌意识、激发国人抗战到底。

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影响和推动下，全国各地各界开展的讨汪反投降斗争取得了极大成功，有力地遏制了民族投降主义逆流的蔓延，保障了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维护与巩固，进一步推动了抗日战争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