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太原失陷以后，如何看待中日战争的发展形势、如何总结 “卢沟桥事变”以来全国抗战的情况、如何防止出现投降活动？以后的任务是什么？这不仅关系到能否抗战到底的需要，也是当时全国人民极为关心和迫切要求明确的大问题。

正在这个时候，1937年11月12日，延安举行党的活动分子会议, 毛泽东应邀出席并做题为《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分析了上海太原失陷后的严峻形势，提出争取由片面抗战转到全面抗战是我们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他说：“我们赞助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抗战，即使是片面的抗战。因为它比不抵抗主义进一步，因为它是带着革命性的，因为它也是在为着保卫祖国而战。” “但是我们早就指出（今年四月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五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八月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因为它不是群众战争。” “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作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种抗战，才是群众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因而，为着实现全面抗战并抗战到底，在党内在社会上均要反对投降活动。毛泽东指出：“这是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现时国民党的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争取实现全面抗战是全国人民共同的迫切任务。为此，毛泽东还透彻地指出了上海太原失陷后的双方形势、中国片面抗战的三种可能发展方向及大致结论，明确了依据当时形势国内国际不许可投降分子得势。

第一，分析了抗战局势。一方面，“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在江浙， 国民党的战线已被击破，日寇正向南京和长江流域进攻。国民党的片面抗战已表现不能持久”；“英、美、法等国政府为它们自己的帝国主义的利益表示援助中国，还限于口头上的同情，而没有什么实力的援助”；“德意法西斯竭力援助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对于它的用以进行片面抗战的一党专政及其对民众的统制政策，还不愿意做原则上的改变”。另一方而，“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治影响极大地极快地扩大， '民族救星'的声浪在全国传布着。共产党和八路军决心坚持华北的游击战争，用心捍卫全国，钳制日冠向中原和西北的进攻”；“民众运动开展了一步”；“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国民党中主张改革现状的势力正在增长”；“世界人民反对日本和援助中国的运动正在发展”；“苏联正在准备用实力援助中国”。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可知：“目前是处在从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片面抗战已经无力持久，全面抗战还没有到来。这是一个青黄不接的危机严重的过渡期。”

第二，阐述了片面抗战可能的三个发展方向。“第一个方向，结束片面抗战，代以全面抗战。这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要求，但是国民党还没有下决心。”“第二个方向，结束抗战，代以投降。这是日寇、汉奸和亲日派的要求，但是遭到了中国大多数人的反对“第三个方向，抗战和投降并存于中国。这将是日寇、汉奸和亲日派无法达到第二个方向的目的，因而实行其破裂中国抗日阵线的阴谋诡计的结果。他们正在策动这一着。这个危险严重地存在着。”

第三，阐述了全国抗战的前途。“依目前形势看来，国内国际不许可投降主义得势的因素，占着优势。这些因素是：日本坚决灭亡中国的方针使中国处于非战不可的地位，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存在，中国人民的要求，国民党内多数党员的要求，英、美、法顾虑到国民党投降对于它们利益的损失，苏联的存在及其援助中国的方针，中国人民对于苏联的深切希望（这种希望不是空的）等等。如果把这些因素好好地组织起来，不但将克服投降和分裂的因素，也将克服停顿于片面抗战的因素。''基于这些分析，可以看出，“从片面抗战转变到全面抗战的前途是存在的。争取这个前途，是一切中国共产党党员、一切中国国民党的进步分子和一切中国人民的共同的迫切的任务。”

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毛泽东提出：“中国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现在是处在严重的危机中。危机也许将延长，也许将较快地被克服。决定的因素，在中国内部是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在这一合作的基础上的国民党政策的转变，是工农群众的因素; 在中国外部是苏联的援助。”为了有力量制止投降活动发生，毛泽东提出了 “三个改造”的重要思想。即一是“国民党有在其政治上组织上加以改造的必要，也有这种可能。这主要地是因为日本的压迫，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中国人民的要求，国民党内部新生力量的增长。我们的任务是争取它实现这一改造，以便作为改造政府和改造军队的基础。”二是"改造政府。我们提出了召集临时国民大会的方针，这也是必要的和可能的。”三是“改造军队的任务是建立新军和改造旧军。如能在半年到一年内建立二十万到三十万具有新的政治精神的军队，则抗日战场上必能开始看到转机。这种新军将影响并团结一切旧 军。这是抗日战争转入战略反攻的军事基础。这一改造，同样须得到国民党的同意1路军应在这一改造过程中起模范作用。八路军本身应该扩大。”

应该指出，抗日战争时期的反对投降，有反对民族投降和反对阶级投降之分，两者都是抗战到底的大敌。民族投降表现为出卖民族利益， 散布亡国论调，迎合外国侵略者的利益和需要；阶级投降，则表现为出卖或背叛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对敌对阶级屈服和无原则的妥协。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即“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应该说, 该主张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对上海太原失陷后抗日战争形势及任务的客观分析而得出的重要认识，是其一贯反对投降、主张抗战到底合乎逻辑的必然结论。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提出：“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最近的冀东事变和外交谈判，显示了这个方向，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 ’怎么办’的问题。反抗呢? 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1937年5月3日，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中，毛泽东认为，为了反对投降主义， “不但要向国民党顽固派和人民中的落后成分努力做宣传鼓动和批评的工作，而且要针对着日本帝国主义以及充任日本侵华走狗的亲日派和托洛茨基派的阴谋，作尽量的揭破和坚决的斗争。”1937年7月23日， 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指出，共产党 人一心一德，忠实执行自己的宣言，“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一文中又明确指出：“我相信投降主义者是得不到群众的；群众将克服投降主义，使战争坚持下去，争取战争的胜利。” “言论上指出投降主义的危险，行动上组织人民群众制止投降活动。投降主义根源于民族失败主义，即民族悲观主义，这种悲观主义认为中国在打了败仗之后再也无力抗日。不知失败正是成功之母，从失败经验中取得了教训，即是将来胜利的基础。投降主义者没有了群众的基础，即无所施其伎俩，抗日战线便能巩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