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对其侵华的战略和策略进行了调整。军事上逐步减少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而重点进攻抗日根据地，敌后战场成了抗日战争的主战场。

面对日本侵略者凶狠残暴的进攻、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摩擦和经济上的封锁分裂而带来的艰难困苦，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丝毫畏惧和退缩, 他们以“虽九死一生吾亦往”的决心和勇气，“挽狂澜于既倒”的信心和气魄，迎难而上，奋勇抗敌，与日本侵略者针锋相对，展开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的抗敌之战。

针对日本侵略者的新战略，中共中央相应地调整了军事斗争方针政策，指出新形势下的对敌斗争，是广泛开展群众性的人民游击战争。 194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指出：“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我军人力、物力、 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的更激烈的阶段。” “在这一新阶段，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形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 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并且强调，各抗日根据地应更加 注重以游击战为抗击敌人的主要作战方式，要求每个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机构均应包含主力军、地方军、人民武装（即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及民兵），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军事建设的中心注意力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扩大和巩固上。

各抗日根据地按照新的对敌方针和政策，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了精心部署。一方面，充分发挥地方武装和民兵的作用，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另一方面，将主力兵团置于高度机动位置，或集中兵力，破敌一路，或跳出包围圈，转至外线作战，迫敌回援，或趁敌不备，袭击敌人的主要交通线和后勤补助基地，采取灵活机动的作战方式抗击敌人。当日、伪军开始“扫荡”时，根据地军民以我之分散，对付敌之集中。主力部队除留下一部分兵力帮助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军坚持内线斗争，牵制、迷惑和杀伤敌人外，大部分部队机动灵活地转移到外线，或打击敌人的薄弱据点，破坏交通，斩断其归路；或择地隐蔽， 伺机而动，配合内线袭击敌人；同时，组织邻区军民对各自根据地的敌军展开攻击，吸引外出“扫荡”的敌军回援，以策应被“扫荡”地区军民的斗争。当日、伪军为分区“清剿”、兵力分散时，又以我之集中，对敌之分散。抗日根据地的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密切配合，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敌人的薄弱部分，速故速决，予以消灭或重大杀伤。当日、伪军被迫撤退时，又以侧击、伏击等多种手段追歼敌人， 并乘机拔除敌人的残留据点，恢复和发展根据地。

1941年下半年，日、伪军七万多人多路出动，运用“铁臂合围” “梳篦清剿”等战法，对晋察冀根据地北岳、平西地区进行“扫荡”， 力图通过长时间、大规模的残酷“扫荡”，围歼抗日根据地的党政机关和主力部队，摧毁抗日根据地。边区部队除了留一部分兵力同民兵配合，在内线迟滞、消耗敌人外，党政军领导机关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区， 主力部队则按计划进到铁路沿线和日、伪军的侧后，破坏交通线和打击敌人，使“扫荡”之敌连连扑空，.疲于奔命。在日、伪军转入分区 “清剿”时，主力部队又同地方武装内外线策应，频频打击敌人。在北岳、平西军民反“扫荡”之时，晋西北、太岳、太行、冀南、冀鲁豫、 冀中、冀东等根据地军民，按照八路军总部的指示，频繁出击敌后各交通线和据点，有力地配合了北岳、平西地区军民的反“扫荡”作战。 在两个多月的大规模反“扫荡”战役中，北岳、平西地区军民在友邻部队的有力支援下，共作战800余次，歼灭日、伪军5500余人，粉碎 了日本侵略者消灭晋察冀边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摧毁抗日根据地的狂妄企图，极大地鼓舞了其他抗日根据地反“扫荡”的斗争。

而在著名的黄崖洞保卫战中，八路军更是将反“扫荡”的战略战术运用得淋漓尽致。黄崖洞是一个直径20多米、深50余米的天然石洞，地处山西黎城县赤峪沟西端黄崖峰的崖壁中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1939年7月，八路军总部把最大的一个兵工厂搬到了黄崖洞南面 一个叫水窖的沟壑里。这个兵工厂为抗战提供了大批武器弹药，有力地支援了前线的战斗，因而被日军视为心腹之患。1941年11月，日军第三十六师团突然袭击黄崖洞。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凭借险要地势，步步设伏，节节狙击，将日军放进峡谷之内，以拦头、侧击和地雷阵的方式， 痛击敌军。通过刺刀、手榴弹与敌进行搏斗，英勇奋战八昼夜，连续打退日寇数十次进攻，在为转移武器设备赢得足够时间的同时，也大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在这次反“扫荡”作战中，八路军共歼敌1384人， 自身伤亡396人，创下了抗战史上阵地防御作战的最佳成绩。

在反“扫荡”的作战实践中，根据地军民还创造了很多极为有效的歼敌方式，进一步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如在华中的水网地带，军民利用河湖港汉广泛展开水上游击战；在华北的平原和山区，广大军民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和麻雀战。这种种灵活有效的歼敌战法, 给根据地军民反“扫荡”作战带来了奇效，冀中军民粉碎岗村宁次指挥的“五一大扫荡”就是很好的例证。

1942年5月1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岗村宁次亲自指挥五万多日军，700余辆汽车以及大量坦克、飞机，开始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式的大“扫荡”。日军在占领区修筑碉堡1753个，修公路 8300多公里，挖封锁沟、筑封锁墙4168多公里，把冀中抗日根据地分割成2670个小块，给冀中军民造成了很大的伤亡。为了挫败日军的大“扫荡”，中共冀中区委和冀中军区领导军民坚壁清野，利用四通八达的地道网，顽强地同敌人展开反“扫荡”斗争。他们将其中八路军主力的大部分转移至敌人侧后，乘虚袭击敌人据点和交通线’策应内线斗争；以一部主力，配合地方武装，带领各地游击小组，高度分散，坚持内线作战。抗日军民生死与共，依托村落，以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作战方式，同敌人展开生死血战。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斗争冀中根据地军民共作战270多次，毙伤日、伪军1.1万余人，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企图消灭冀中八路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阴谋。

在进行残酷的反“扫荡”作战的同时，各根据地军民还开展了激烈的反“蚕食”斗争。“蚕食”政策是日军“治安强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总力战”方针的具体化。它是一种以政治为核心，结合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措施，目的是扩大并巩固占领区。其主要方式是在抗日根据地的周围加修据点、碉堡，挖沟筑墙，构筑封锁线，并由外向内逐步压缩。对于日军“蚕食”政策的实质和对策， 1941年6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关于冀南平原对敌作战的指示》中就明确了 “蚕食”的实质就是缩小抗日活动地区，扩大日军占领区。 击破这种策略的指导方针就是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充分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把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展开全面的对敌作战。对被“蚕食”的地区，则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一方面加强对伪军、伪政权组织的工作，引导其在适当范围内为我服务；另一方面，抗日团体及政权组织采取隐蔽的方式，注意保存自己，带领广大群众开展以军事、政治、经济相结合的群众性反封锁斗争。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普遍组织了由党、政、军基层干部组成的武装宣传队进入敌占区，开展政治攻势。在对死心塌地的汉奸进行坚决镇压的同时，尽量争取和瓦解伪军、伪政权组织，发展秘密武装，在敌占区形成了 “隐蔽根据地”，把敌人统治的心脏地区变成打击敌人的前沿阵地，使日军所谓的“治安区”不得安宁。

当敌军向游击区“蚕食”推进时，以主力部队、游击队和民兵武装密切配合，趁敌人立足未稳给予坚决打击，斩断敌人“蚕食”的魔爪。当地人在游击区建立据点、碉堡时，根据地密切协作，以坑道爆炸和地面游击相结合，对敌进行围困，使其断粮、断水，难以立足；在有利时机，则集中优势兵力，进行交通破袭战，坚决拔除敌人据点。1941 年5月上旬，冀南军区军民7万多人对冀南各主要公路展开了大破袭, 切断了日军的交通线，打破了日军对根据地的封锁和“蚕食”。8月31 日，太行军区部队发起邢（台）沙（河）永（年）战役，对平汉铁路两侧日军封锁线进行了持续三昼夜的破袭战，一度占领了南和、沙河两县城，攻克据点八处，摧毁碉堡53个，歼敌1300多人，打破了敌人的封锁，保持了山区同平原的交通联系。7月中旬至8月底，冀中军民乘青纱帐形成之时发起反“蚕食”作战，破坏敌公路、铁路共150多公 里，攻克碉堡、据点多处，打开了青县、大城、高阳等地区的局面。9月上旬至12月下旬，冀中区动员40多万群众对敌占公路和铁路进行大破击，破坏公路、铁路近400公里，平毁封锁沟100多公里，摧毁敌碉堡近40个，有力地打击了封锁、“蚕食”之敌。

进入到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为扭转不利局面，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权，抗日根据地军民实行“敌进我进” “把敌人挤出去"等军事斗争方针，同日、伪军展开了激烈的地区争夺战。

“敌进我进”的概念最早是刘伯承提出来的。1940年4月，身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的刘伯承在北方局和八路军黎城高干会议上，针对日、伪军残酷进攻、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的不利局面，提出："一退再退，退到何处？现在就是敌进我进，打磨盘摸敌人屁股。'’明确提出了以“敌进我进的战法粉碎日、伪军的进攻，夺取战场主动权的思想。 此后，随着对敌斗争的日益尖锐和斗争经验的不断积累，“敌进我进" 思想更加明确，各抗日根据地创造了多种形式的“敌进我进”方法’ 如晋察冀边区在1942年初就提出“到敌后之敌后去"，山东八路军于1942年冬提出了 "翻边战术”，即敌人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敌人那里去。同年10月，毛泽东致电晋绥边区领导人时指示“把敌人挤出去， 为晋绥边区实行“敌进我进”指明了方向。从1942年下半年到1943年 初，各中央局和战略区都正式把“敌进我进”作为对敌作战的指导方针。  

“敌进我进"思想的核心就是化整为零，抽调精干力量组成敌后武装工作队（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全面开展对敌斗争。通过广泛发动群众，揭露敌人，破坏日、伪统治秩序，争取和瓦解伪军、伪政权组织， 发展秘密武装，在敌占区和接敌区形成了 “隐蔽根据地把敌人统治的心脏地区变成打击敌人的前沿阵地，使日军所谓的“治安区不得安宁。1942年8月底，太行、太岳、冀南三个地区共抽调约1400人， 组成了42支武工队。太行地区的武工队越过封锁沟，深入敌占区，按照’'不大打，不硬打，积小胜为大胜，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

在抗日群众的配合下，展开军事的和政治的、公开的和隐蔽的多种形式的斗争，开辟和恢复了有五万人口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42年下半年抽调1079人，组成15支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和游击区，对敌展开全面斗争，从而改变了敌进我退的不利局面，出现了敌进我进的错综复杂、犬牙交错的新局面。晋察冀军区北岳分区以主力部队三分之一的兵力，组成了几十支武工队，有的秘密越过封锁线，挺进敌占区；有的分散敌封锁区两侧，开展政治和军事攻势，瓦解伪军和伪组织，收复了 1600多个村庄，其中不少成了小块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或隐蔽根据地。“敌进我进”的战略方针，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对打破敌人的“蚕食”、封锁，取得战场的主动权起了重要作用。

在这场无比艰苦的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的抗敌之战中，中国共产党人针锋相对，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浴血奋战，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斗，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彰显了人民战争的无比威力，最终陷日本侵略者于灭顶之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