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侵略者对根据地实行“扫荡' “清乡”“蚕食”和毁灭性的“三光”政策，再加上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以及不期而至的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抗日根据地遭受了空前严峻的危机。根据地不断被削弱，粮食、医药、棉布、 子弹以及其他日常用品奇缺。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少为40万余人。根据地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财政经济极端困难。以晋察冀根据地为例，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中仅晋察冀边区被敌人杀害70多万人，被敌人抢掠和勒索粮食13亿公斤，房屋损失256万间，牛马骡驴损失63万头，猪羊损失370万只，被敌人抓壮丁50万人，碉堡公路封锁沟墙占地1505万公亩。而鲁南八路军甚至一度弄到“干部战士有半年吃树叶、地瓜秧、花生皮稀稀掺一点粮食的情况下进行作战”的困境。

空前的危机激发了空前的斗志。中华民族那种坚忍不拔的韧劲和自强不息的刚劲又一次迸发出来，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因素。面对前所未有的困局，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总结经验教训，制定并逐步实行了著名的“十大政策"。1943年10月1日在中共中央发布的《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指示中，对其作了完整的阐述：“我党在各根据地所实行的各项政策中，举其现时最切要的，共有十项。这十项政策就是：第一，对敌斗争；第二，精兵简政；第三，统一领导；第四，拥政爱民；第五，发展生产；第六，整顿三风；第七， 审查干部；第八，时事教育；第九，三三制；第十，减租减息。”这一系列建设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政策和措施，不但有效地帮助根据地渡过了危机，而且还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

1939年2月，为了有效地应对危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及时地提出了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动员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生产自救。 延安军民率先响应党的号召，在驻地周围的山坡、路旁、河边等空地开荒种地，养鸡养鸭。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带头参加生产劳动，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开荒种菜。周恩来、任弼时还参加直属机关的纺线比赛，被评为“纺线能手”。随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学人员和普通民众亦参与进来，掀起了大规模的生产自救运动。把这一运动推向顶点的是王震率领三五九旅把“烂泥湾”变成“好江南”的南泥湾垦荒运动。

南泥湾，陕北境内的一条狭窄溪谷，方圆百里，位于延安城东南45公里处，是延安的南大门。开垦之前的南泥湾是名副其实的“烂泥湾”，野草丛生，荆棘遍布，野兽出没，七八十年几无人烟。初到南泥湾的359旅战士对此有很形象的描绘：“南泥湾啊烂泥湾，方圆百里山连山。雉鸡成伙满山噪，狼豹成群林里窜。猛兽当家百年多，一片荒凉没人烟。”南泥湾虽然荒无人烟，但土地肥沃适于开垦。1941年3月, 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的率领下开赴南泥湾，开荒造田。

刚到南泥湾的三五九旅，可以说是要什么没什么，无所不缺，甚至连随带的粮食都没有袋子装，战士们只好把裤子的两只裤脚捆起来作为袋子来装粮食。但即便如此，三五九旅也没有被困难所吓倒。他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战天斗地，积极开展生产自救活动。没有住处，就挖窑洞解决；没有工具，就找废铁制作；粮食不足，就挖野菜打野兽补济。凭着一股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充分发挥士兵的创造力，人人动手，个个争先，硬是把过去的“烂泥湾”改造成了 “平川稻谷香，肥鸭遍池塘。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从1941年到1944年，三五九旅共计开荒种地26. 1万亩，开挖窑洞1048孔，建造平房602间，置办农具、家具一万多件，收获粮食37000石，养猪5624头，牛1200多头，鸡鸭数以万计，上缴公粮一 万石。

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和经济建设，为渡过严重困难，支援敌后长期抗战，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许多部队实现了粮食、被服和其他日常用品的全部自给或部分自给。由于军队的努力生产，增加收入，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以陕甘宁边区为例，1941年陕甘宁边区农民交的公粮，占总收成的13.5%, 1942年降为11. 14%。 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那样，大生产运动在保证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如果不是适时的抓住这个环节，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革命链条，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前进。

在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为了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广泛发动和团结农村各阶级积极参加抗战，中国共产党人还深入贯彻减租减息政策。1942年初分别作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和《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对减租减息政策及执行办法作了明碰规定。重申了 “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土地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也就是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并且强调农民（包括雇农）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阶段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只有坚持这些原则，才能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正确处理土地问题，才能联合全民支持民族抗战。

各抗日根据地党政部门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制定和修改了有关条例、法令，采取有力措施，掀起了减租减息运动的高潮。通过减租减息，根据地中各阶级的土地占有关系和经济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地主的户数和占有土地的比例明显降低。贫雇农的户数有所减少，每户平均占有土地数量有所增加。中农的户数和所占土地的比例显著增长。以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山12个县15个村的调查为例，减租减息后，地主所占户数由此前的2. 75%下降为2. 02% ,所占土地比例由23. 04%下降为 8.9%,每户平均土地由98.64亩下降为42. 28亩。贫农所占户数比例 由48. 95%下降为42. 12%,所占土地比例由18. 98%上升为20. 5%,平 均每户占地由4. 57亩变为4. 69亩。

减租减息政策的深入贯彻，适当地调节了根据地内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团结了各个阶级、阶层，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抗日根据地的发展。

大生产运动和减租减息运动，既有效地解决了根据地的经济困难, 又极大地增强了各根据地民众抗击日寇的决心和信心。而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的建设，则进一步团结了各抗日阶级、阶层，巩固了抗日根据地，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的建设，主要是围绕贯彻执行“三三制”原则和实行“精兵简政”而展开的。

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在政权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应各占三分之一，实行“三三制”。1941年5月中 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正式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纲领在规定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内容的基础上，特别规定了边区参议会实行"三三制”原则，共产党员必须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 从政治上团结各抗日阶级、阶层，不得把持包办，独断专行。1941年7 月，晋冀鲁豫边区召开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133名参议员出席，其中共产党员46名，占三分之一。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选出的九名常驻议员中只有三名共产党员。而在会议选出的边区政府18名委员中，有共产党员七名，略微超过三分之一， 共产党员徐特立当即申请退出，后经大会通过，党外人士白文焕递补， 开明绅士李鼎铭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毛泽东在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严格执行“三三制”原则，在党外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李鼎铭在就职演说中说：共产党“很愿意大公无私做到精诚团结”，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应“互相信任，互相亲爱”， “看成一家人，同力合作，干这抗战建国的事”。

根据“三三制”原则，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层政权是直接选举产生的。由于一些选民不识字，为保障他们能够行使民主权利，采用了 “掷豆子”（代替选票）等方法进行选举。通过选举，在村级政权中， 雇农、贫农和中农占据绝对优势，同时又团结了农村中的开明绅士。在晋冀鲁豫边区所属武乡、榆社、襄垣三个县的598个村政委员中，贫雇农占35. 1% ,中农占43% ,富农占15.4%，开明地主占6.5%。从而使政权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三三制”政策的广泛实行，从政治上调节了抗日根据地各阶级、 各党派的相互关系，巩固和壮大了抗日根据地人民团结抗战的力量，促进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为敌后抗战渡过严重困难阶段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在实行“三三制”政策的同时，另一项巩固抗日根据地的重要举措就是实施“精兵简政”。“精兵简政”政策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人士李鼎铭的倡议下，为克服抗日根据地严重的物质困难，减轻人民负担，切实爱护节省抗日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战争资源，坚持长期抗战而实施的一项重要政策。

1941年11月民主人士李鼎铭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首先倡议实行“精兵简政”。在提案中他提出：“在财政经济力量范围内和在不妨碍抗战力量条件下，对于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残废滥竽充数等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亢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

对于李鼎铭的倡议，中共中央非常重视。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给各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指示中要求：“为进行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的实行’精兵简政’。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这些根据地居民是否能养活我们，能维持居民的抗日积极性，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力财富一般的说已经很大减弱，因此：’精兵简政’，节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的任务。”在简政方面，要求切实整顿各级政权组织，紧缩机构和人员编制，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反对官僚主义；在精兵方面，要求各抗日根据地按照脱产人员不能超过3%的原则，主力军实行“精兵主义”，主力军与地方军比例，在山区为二比一，平原一比一，在某些最困难地区，主力军全部地方化。以一二九师为例，1942年1月师直由29个单位减为12个单 位，人员由2627人减为1163人。包括第一二九师师直、第三八五旅、 新编第一旅及各军区在内的太行区八路军，共裁减151个单位、约6650 人。

通过“精兵简政”，各抗日根据地“鱼大水小”“头重脚轻”的状况得到了根本扭转，成功地解决了机构庞大和社会经济缺乏足够承受力之间的矛盾，充实和加强了基层，使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更加符合游击战争的需要，促进了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开展，极大地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进一步密切了党、军队和群众的联系，有力地扩大和增强了各根据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力量。

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阶段，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经过各项建设，勃发出无穷无尽的活力，成为敌后地区道道靓丽的风景，令人耳目一新。一个个根据地，不仅仅是地理上的一块区域，更是中华民族坚毅坚韧、自强不息的精神之地，是中华儿女永不言败、不屈不挠的灵魂之地。它的横空出世，一扫当时弥漫于国统区的那种颓废之气，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和信心，成为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希望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