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精神作为一种革命精神，必然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以中央苏区为代表的全国各苏区的革命实践中所开创的革命精神。因此，它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结晶。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西欧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人类先进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三大理论体系，为人类社会发展以及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理论指南和实践指导。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特性，但它又不可能穷尽人类社会的全部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面临着与西欧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历史情况。半封建半殖民地国情， 军阀割据、各自为政，工人基础薄弱，工人阶级力量有限，农村土地集中在封建地主阶级，农民土地问题尖锐，农民生活困苦不堪成为中国社会矛盾的最突出问题。因此，中国先进分子引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时，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中国民主革命。

鉴于中国当时复杂的国情，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中国革命可以分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但对如何完成民主革命,走什么样的中国革命道路，还缺乏正确的认识。相当一部分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认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即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只能是“抬轿子”，必须认真扶持国民党建立以资产阶级为主的民主政府,之后才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实现从在野党到执政党的变革，从而放弃了大革命时期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最终无力应对国民党的大屠杀。第一次国共合作所形成的良好革命局面宣告结束。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昔日的盟友国民党变成了革命的主要敌人；革命的内容由国民革命、在城市领导工人运动转为主要以实现农民解放为主的土地革命；革命形式由一般的群众运动变为以武装斗争为主、群众运动为辅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革命重点和形式虽然转变了，但是在土地革命初期，以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并没有完全适应土地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仍然坚持“城市中心论”，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纵观以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错误，其指导思想上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着一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

为推进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建立属于工农劳苦大众的苏维埃政权，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党内教条主义的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并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毛泽东在认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対本本主义》《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大量反映中国革命的特点和 规律，又反对教条主义的文章，从理论和实践上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化的历史进程，从而推进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创建了全国一个又一个苏维埃区域，实现了党在以瑞金为中心的苏维埃大地上执政为民的伟大实践。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结合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条件，特别 是在领导广大苏区军民建立苏维埃区域，创建和保卫全国红色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形成的。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用于中国的苏维埃运动中。中国苏维埃运动和开创苏维埃区域历程中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根据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相结合，并成功指导中国苏维埃革命的道路过程中，岀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这种新文化传统、新价值体系、新风尚精神的初步形成，就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理论为基础的。这种新文化传统、新的价值体系和新风尚精神就是苏区精神。因此，苏区精神的产生，就是在吸收和借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