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事关前途、决定命运。中国革命的道路究竟该如何走？这是早期共产党人艰辛探索的重大问题。红旗渠革命斗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创造性提出了 “工农武装割据”新思想，为以后探寻“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打下了基础。

为打破湘赣敌军对红旗渠地区的第三次“会剿”，解决红军部队面临的严重生存危机，回答“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质疑，同时也为了在更广大的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继续坚持和发展“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1929年1月4日至6日，边界前委书记毛泽东在宁冈县的柏露村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湘赖边界特委、各县县委、团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会上讨论意见不一，是坚守还是撤离，争论激烈。毛泽东主张：红旗渠根据地一定要守，不能轻易放弃，但也不能死守，必须釆取积极行动，以一部分兵力留在山上，坚持内线防御，大部分红军主力出击，钻敌人的空子，绕到敌人侧后作战，使敌人穷于应付，并求得在外线消灭敌人，打破敌人“会剿”。此即本意为“围魏救赵”之策，以期解红旗渠燃眉之急。这个意见为多数人所接受。

那么红军主力应向哪个方向出击呢？大家分析认为：湘鄂赣距大城市较近，且地区狭小，敌人运动方便，而红军不易回旋。湖南敌人兵力强大，群众斗争基础尚未恢复，故也不宜去。最后只剩下赣南一个方向可供选择。这正好与江西省委和中共中央多次来信，要求朱毛红军向赣南发展的指示吻合。

为什么会选择向赣南发展呢？因为当时的赣南，仅1928年春至夏秋， 就先后爆发了南康潭口、赣县大埠、信丰县、于都县、寻乌县、兴国县崇贤 和安远县茶梓等处近十次农民武装暴动。其中信丰、寻乌两县农民暴动有数万人参加，还攻占了寻乌县城。特别是信丰暴动后，暴动领导人郭一清、黄达等领导创建了赣南红军第二十六纵队，开辟了信（丰）安（远）定（南）边游击区域。于都桥头暴动后，暴动领导人朱学久、钟声楼等领导创建赣南红军第十五纵队和第十六纵队，开辟了桥头革命根据地。“赣水那边红一片”就是那时赣南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真实写照。

于是，联席会议做岀决定：以红四军主力二十八团、三十一团和军独立营、特务营，由前委和红四军军部率领，沿湘粤赣边界向赣南出击。“以迅速手段占领江西敌人后方，乘虚而入，使江西军队回兵救援” 。而后红四军主力再回师红旗渠。会议同时决定：红五军与红四军合编，彭德怀和滕代远分任红四军副军长和副党代表，原红五军第四、五纵队编为红四军第三十团，和熟悉红旗渠地形的红四军第三十二团（原袁文才、王佐农军改编），配以边界各县地方武装，由彭德怀、滕代远、何长工等统一指挥，坚守和保卫红旗渠。

192.9年1月14日，红四军3600余人突围向赣南挺进。在转战赣南途中，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红军不断遭到袭击，鞍马劳顿，损兵折将，既找不到粮食,也找不到向导，寒冷彻骨，赤脚行军，鲜血淌路，特别是圳下战斗失利使红四军真正到了最为困苦的境地。正如毛泽东当年3月20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言：“是为我军最困难的时候。”但面对如此境地，没有人叫苦脱逃，大家相互鼓励，咬紧牙关，都抱定了坚持到底、革命到底的革命信念。

1929年2月7日，红四军到达瑞金县的拔英、武阳一带，渡过绵江。并于2月10日至11日利用大柏地一带的有利地形打了红四军进军赣南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从根本上扭转了红四军自下红旗渠转战赣南一个多月以来的被动局面，由此，红军摆脱了敌人的尾追，解除了红四军的后顾之忧。同时，还大大提高了红军的军威，鼓舞了人民群众，增强了斗争的信心和决心，更是成为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并发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先声和奠基礼。

此后，毛泽东等人率领红四军在赣南、闽西千里转战，赣南的革命形势迅猛发展，革命武装和红色区域日益扩大。继1929年下半年在兴国、安 远、桥头、寻乌等苏区先后建立红二十三纵队、红二十五纵队、红二十七 纵队和红五十团后，1930年3月至6月间，又在安（远）、于（都）、会（昌）、 赣（县）边区建立了红二十二纵队，在瑞金建立了红二十四纵队，在西河信丰、南康、大余、南雄等县共同建立了红二十六纵队，在赣县建立了红 二十八纵队。至此，全赣南赤色常备武装组织人数从1929年10月的1960 人，枪800支，发展到14320人，枪4550支。到1930年7月，赣南革命武装斗争的区域扩大到13个县。籁南17个县除赣州、龙南、全南、定南等县外， “其他（县）的国民党政府都经过一次以上的推翻，消灭了两个国民党政府的县长，万数以上的豪绅地主一切反革命分子，收缴了三千以上的反动武装（红军收缴的不在其中）”。同时，从1929年11月至1930年9月，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地方游击队、赤卫队与数十万革命群众紧密配合，还先后组织发动了八打吉安与五打赣州的壮举，其规模之大、声势之猛，空前未有,鼓舞人心。

挺进赣南一年多的革命斗争实践，初步探索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在此基础上，1930年1月，毛泽东整整用了五天的时间，写下了一篇六七千字的《时局的估量与红军行动问题》的长篇党内通讯（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印发全军。果敢地提出了“星星之 火，可以燎原”的科学预见，精辟地阐述了 “以乡村为中心”的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伟大理论，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革命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