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有共产国际这把“尚方宝剑”，因而能在党内占领导地位。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内反对教条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异常复杂、曲折。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统治地位之时，命令红四军打南昌、长沙、武汉等大城市。1930年6月上旬，中共中央派涂震农到闽西，向红四军传达立三冒险主义的精神，用进攻来打破游击主义，用打硬仗来打破逃跑主义，说什么红军不打硬仗是“新右倾主义”；提出了总的路线是“夺取武汉”，先打赣州、吉安，后夺南昌、九江，截断长江，“一面屏蔽武汉，一面胁迫南京”。在这种咄咄逼人的“左”倾声威下，在中共中央的纪律约束下，毛泽东、朱德不得不在组织上接受中央的决定，尽力去贯彻。是年6月22日,下达了夺取南昌、九江的训令。但在进军途中，侦知南昌城守备森严，地势也于我不利，加上远离根据地，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决定了红军不可能攻取南昌，毛泽东、朱德于是派部队在南昌城郊的牛行车站鸣枪示威，随即撤离向奉新、安义等县发动群众、筹款、做群众工作。 这就有效地抵制了 “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决策，也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

1930年8月，中共中央命令红一方面军“二打长沙”。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人只能执行中央命令。事实上，此时的红军还不具备攻坚战和阵地战的条件。前委决定撤围长沙，使红军免遭更大的伤亡。随后，在株洲会议上，总前委决定不能去攻打长沙、南昌，而去打吉安。下达的命令是巧妙的：“本军团奉中国共产党中央命令，夺取南昌、九江……为夺取长沙、 武汉、进攻南京起见……决定先攻下吉安城” 。这样，词句上不得不带上“左”倾色彩，保持了服从中央的原则，但事实上是攻打吉安这个较有把握攻下的城市。实践证明，攻打吉安的决策是正确的。红一方面军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抵制，就是这样一步步地在实际斗争中实现的。

1931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结束了 “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但这次会议，没能在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清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对它表现了某些调和妥协。10月间，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李立三的路线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王明等立刻打起“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猛烈攻击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要求彻底改造党的领导。他们认为，“立三路线”是在“左”的词句下掩盖着右的实质，宣称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1931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 。由于得到米夫支持，原来不是中央委员、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政治局委员，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他们不仅重复了李立三时期的某些错误做法，而且较之更具有理论准备，其规模更大、时间更久、危害也更严重。

1933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迁至中央苏区，王明全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主张，否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将矛头对准了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广大干部。同时，在反对“用两面派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对党的路线怠工”等口号下，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展了反对“罗明路线”和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排斥和打击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和政策的同志。所谓反“罗明路线”和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其实质就是要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排斥和打击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从而便于他们推行“左”倾政策。

对于中共中央的错误决策，毛泽东等人也进行了坚决抵制。如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开始战略转移。此时，随队转移的毛泽东尽管已经被撤销苏区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委和前敌委员会书记等职务，被剥夺了对红军的指挥权，但他仍以大局为重，以高度的责任感，“不在其位”仍坚决反对“左”倾错误的指挥。当得知转移路线选择在西南方向突破，战略转移的最终目标是反攻打回，恢复中央苏区时，毛泽东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及对形势的分析，认为：宜章到湘江之间，敌人的防御力量薄弱，湘南广大地区尚无堡垒，红军可同敌人进行灵活机动的运动战。不仅如此，湘南地区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利于红军开展斗争。因此，他提出，野战军应西渡濂江直下南康、崇义、越过诸广山进入湘南，跨过粤汉路到水口山地区休整补充待机。但他的建议遭到拒绝。当毛泽东知道最高“三人团”决定只带少数机关人员，并把非带不可的人员分散到各军团去时，又马上坚决反对。他认为行军途中领导同志在一起，可以相互沟通思想，彼此交换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从而形成集体智慧，以利在艰难的突围中少犯错误，减少牺牲。所以，他主张把机关集中，编成战斗单位。他的主张得到了张闻天的支持，这才有了后来的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及各梯队。

在以实际行动抵制“左”倾冒险主义的同时，毛泽东还深刻揭示 “左”倾冒险主义的表现、根源及危害。毛泽东认为，“左”倾错误否认红军的游击性，不适当地提倡所谓“红军的正规化” 。在1931年至1933年是打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到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转到军事保守主义， 实行“短促突击”的单纯军事防御路线和拼命主义，之后则转到消极的逃跑主义。在思想方面，毛泽东认为“左”倾错误主要表现为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他们不懂得唯物论，只从主观愿望岀发，不从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出发，完全不做科学的调查研究工作，提倡教条主义，把马、 恩、列、斯的话一字一句地照抄照搬到党的指导文件里去。在组织方面，毛泽东认为，“左”倾路线表现了极端恶劣的宗派主义。他们对不同意见第者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诬陷了许多苏区的党与非党的好同志。

正是有了毛泽东等人以对党对红军的高度责任感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坚强意志，在维护党团结的前提下，与“左”倾错误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并最终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正确意见也终于被党中央釆纳，为以后遵义会议的召开并最终扭转革命的航向奠定了基础。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常委，成为实际上的领导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