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7月4日深夜，国民党反动军警将一个年轻的革命者秘密押往上海龙华刑场。面对刽子手高高举起的屠刀，这个年轻的革命者昂首挺胸，毫无惧色。刽子手喝令他跪下，他大义凛然地说:“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下跪。”任凭刽子手丧心病狂地嚎叫，他归然不动，傲然站立。刽子手们一拥而上,把他按倒在地，随即挥刀砍去。在这一瞬间，他一跃而起，双目如怒火喷向刽子手。砍下去的屠刀扑了个空，刽子手们恼羞成怒，以乱刀将其砍死并分尸，投入黄浦江中。

这个壮烈牺牲的年轻的革命者，就是陈延年，也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1898年出生，由于特殊的出身和父亲的严格要求，从小就多受磨练，意志刚强。1915年和弟弟陈乔年到上海求学。父亲陈独秀对他们的要求非常严苛，不让两个儿子在家中生活，而是让他们独立、劳动、吃苦，使兄弟俩勤工俭学，常常吃大饼、喝自来水,冬无棉衣,夏衣褴褛，面色憔悴。其妻亦即延年、乔年之继母又是姨母高君曼和友人劝陈独秀改善两子生活，陈独秀亦不为所动，甚至说这是妇人之见，实是害了他们。兄弟二人也养成类似父亲的倔强个性。连经济条件宽裕、十分疼爱他们的祖母从安徽老家来上海来看他们，也和他们的继母一样流着眼泪，要给以他们补助照顾,均被兄弟俩拒绝，两兄弟声言决不依靠接济生活和学习。

1919年年底，陈延年和弟弟赴法勤工俭学。到了法国，陈延年在斗争中结识了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等共产主义者，同时接触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他的信仰出现了质的转变，放弃一度信仰的无政府主义转而笃信马克思主义。

正在留法学生中忙于筹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赵世炎等看到陈延年的巨大变化，决定积极争取和团结他。在一批共产主义者的帮助下，陈延年的政治信仰发生了根本转变。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又出席了 1922年6月在巴黎郊区布森林广场举行的“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被选为执委，并与赵世炎一起编印《少年》杂志。同年10月，加入法国共产党。1923年3月，中共组织送陈延年、赵世炎等12人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4月28日，陈延年转为中共党员。在学习期间，陈延年一边钻研革命理论，一边密切关注国内形势的发展，积极参加党团活动，决心一生追求真理，改变旧社会。

陈延年在党内有“小列宁”之称，博学多才，为人正直，办事果敢、 雷厉风行,列宁曾称赞他有雄狮那样的气势和雄辩。陈延年有个皮包,里面除了装有文件外，还有洗漱等生活用品，白天用来办公，晚上用作枕头,几乎是他的全部家当，身边同志称他是革命的“苦行僧”。

1924年，陈延年奉命回国，之后接替周恩来担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这时，国共两党的合作把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推向高潮。 广东是当时全国革命的中心和根据地，广东区委的决策和工作影响全国大局。因此,陈延年极为重视加强党的建设,健全区委领导机构,并要求区委主要领导人亲自参加广州重要支部的会议，还派人到外县的党组织巡视,具体指导当地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同时，着力于党员的培训和教育，加强党的团结。区委逐渐建立了党课制度，开办学习班、训练班、党校等,组织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基础知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到1927年3月，广东党组织已拥有9000多名党员， 是当时全国党员人数最多、组织机构最健全，具有高度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地方党组织之一。

陈延年对马克思主义笃信不疑，坚定地依靠工农。他在《民族革命与工农阶级》一文中指出：“革命运动中只有最受资本帝国主义与军阀压迫的阶级是最能革命的阶级,这个最能革命的阶级就是工人与农民。”他要求区委主要负责人到工厂、农村，深入到广大劳动群众中去， 大力开展工农革命运动。他以身作则，常穿着工人服，到广州的万福路、大南路等工人聚集之地，与工人一起拉家常，交朋友，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思想。他多次和人力车工人一起拉车，学讲广州话，谈人生和社会革命的道理，毫无留学生与高级领导人的架子，工友们亲切地称 他为“老陈”。当时香港的一家报纸为了诋毁共产党人,曾就此事发过 一条新闻，讥笑共产党的干部竟然去当手车夫。陈延年看到后，反而很高兴，对同志们说:共产党人当手车夫，这不仅不是耻辱，而且是十 分光荣的事。

广州的党内同志在接触陈延年以前，都以为这个喝过洋墨水的总书记儿子一定是西装革履、架子很大的人，后来才发现，皮肤粗黑的陈延年生活中竟如此朴素,坚持只领取党组织发的最低生活费，“服装只冬装一套，夏装两套,穿着黑筒皮鞋,经常不穿袜子”（赖先声语）。一 起工作的同志就给他归纳总结了“六不”生活作风:不影相、不看戏、不闲游、不上食馆、不讲穿着、不作私交。

陈延年在广州推动工人运动的同时，也很关注农民运动。他在给团校、党校和工人夜校上课的同时,也常去农讲所授课。他讲课十分生动，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深受农民兄弟的好评。他写文章更是驾轻就熟，富有鼓动性，许多青年就是因为读了他的文章，走上革命的的道路。

1927年3月，陈延年奉命离开广州，前往武汉，参加了党的五大的筹备工作,之后回上海。过南京时,原计划在此停留数日，但因发生了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于是他连夜赶回上海，与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 李立三等人一起联名发出了《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电文。之后陈延年担任江浙区委书记一职，并在党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后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从广东区委书记到江浙区委书记，陈延年一向勇挑重担,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骆驼，忘我而无私地工作着。他从不讲究吃穿，生活比一般党员、工人还要清苦，而对同志和群众却处处关心,谁有什么困难，他都会主动帮助解决。他在广州和上海工作时，有同志关心他的个人问题，要给他介绍对象，而他却总是推说：“工作忙, 没有时间考虑这些。”

1927年6月26日，由于叛徒告密，在上海的江浙省委机关被国民党军警包围。陈延年等以桌椅板凳与敌人搏斗，但寡不敌众被捕。被捕后,陈延年自知危在旦夕，仍沉着机智地与敌人作斗争。他素来衣着俭朴，且重视体力劳动锻炼，故体格健壮，皮肤粗黑。被捕当天，他身穿短衣，裤腿上还扎着草绳，很像干粗活的人。在初审时，他化名陈友生，自称是某家雇佣的伙夫。审问官目睹他的形象装束，再据他与军警搏击的情况，以为颇合其交代的身份,想草草发落早日结案。审问官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一身伙夫打扮的人，竟然是中共的省委书记。

后来，由于叛徒叛变，当场指证了陈延年，使得其身份暴露。敌人开始以许诺引诱，妄图从这位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那里得到宝贵的口供,但却一无所获，于是对陈延年施以重刑。陈延年被打得几次昏死过去，仍一声不吭，严守党的机密，只字不吐，毫不妥协。敌人无计可施，只得下令将陈延年秘密处决。

陈延年牺牲时年仅29岁，他牺牲后不久，他的亲密战友赵世炎也因城徒出卖而遭捕杀。中共中央为了纪念陈延年、赵世炎等烈士，于 1927年10月24日在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第1期，发表了《悼赵世炎、陈延年及其他死于国民党刽子手的同志》一文，指出：“赵世炎、陈延年二同志之死，是中国革命最大的损失之一。中国无产阶级从此失去了二个勇敢而有力的领袖，中国共产党从此失去了二个忠实而努力的战士”，号召全党同志继承烈士遗志，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为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血战到底。

陈延年是一个有远见卓识而又像骆驼一样吃苦耐劳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曾深有感触地说:在中国，本来各种人才都很缺乏，特别是共产党党内。因为共产党成立还没有几年，所以人才就更缺乏。 像陈延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周恩来对陈延年的工作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广东的党团结得很好，党内生活也搞得好，延年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董必武称赞:“延年是党内不可多得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