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派，是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中，尤其是在抗日烽火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当时的民主党派主要有中国致公党、第三党、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华职业教育社（简称职教社）、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乡村建设派、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等。九一八事变之后，具有爱国主义情怀而又受近代民主主义思想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日民主运动中来。为敦促国民党当局改弦更张，开放民主政治和抗敌御侮，纷纷加入各抗日民主团体，成为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三势力。1935年8月，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各党派纷纷响应。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各民主党派一面发表宣言，申明自己的抗战决心和主张，一面动员、组织所属成员投身于实际的抗战活动，从各个方面，为抗日救亡作出了巨大贡献。

1.中国致公党：出钱出力，各尽其责

1925年10月，在司徒美堂等人的组织下，侨居美洲的洪门致公堂人士和香港、澳门的洪门代表，在美国旧金山召开“洪门恳亲大会", 决定改组洪门致公堂为中国致公党。致公党的党员主要以海外华侨、归侨为主，都有较强烈的爱国情怀，一直以“联合大群，团集大力，以图光复祖国，拯救同胞”为使命。1931年10月，致公党二大召开, 谴责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要求团结各党各派组织抗日政府，实行抗战；号召“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当他们得知马占山等在东北进行抗战时，立即动员党员和华侨捐款，予以支援。1932年初，淞沪抗战爆发，司徒美堂获悉第十九路军英勇杀敌消息后，立即在纽约安良堂主持干事会，作出三项决定： “一、以致公党(堂)名义呼吁支持坚守在上海的十九路军；二、迅速成立洪门筹饷机构，(’华侨筹饷总会’)发动募捐；三、组织华侨青年参加联合救国运动。”同年4月，司徒美堂又亲自带队携带捐款及捐赠物资到上海慰问第十九路军。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致公党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的号召，积极承担起抗日救亡的光荣任务。司徒美堂在其古稀之年，仍不辞辛劳奔走于美国、加拿大、古巴、秘鲁、巴西等国之间，宣传抗日救国。他在美国纽约发起成立“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为了集中全力发动侨胞募捐活动，司徒美堂辞去其他一切职务，专职负责该会的工作，并通过与在香港以宋庆龄为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合作，把美洲侨胞的捐款送往国内。司徒美堂带头捐款，是纽约地区捐款最多的17位华侨之一。 在他的带领下，美洲侨胞全力捐助祖国。筹饷总会在八年抗战期间，募集的爱国捐款达三百多万美元。

南洋的洪门组织与华侨领袖陈嘉庚组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南侨总会)，在南洋各地为抗战筹赈献力。致公党马来亚支部的领导人官文森(1886—1957),捐款支持马来亚的加影前卫剧社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号召侨胞出钱出力，对马来亚华侨支援祖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38年，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后, 官文森与戴子良等人组织了华侨组织“惠州救乡会”，募集人力、物力积极支援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还组织了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回东江从事抗战宣传，慰问护理伤病员，救济沦陷区灾民，其中不少人后来参加了中共领导的东江游击队。菲律宾中国洪门致公党的领导人许志猛 (1909-1990)成立了 “洪门复兴委员会”秘密组织，创办地下油印报纸《华侨导报》和《侨商公报》，组织和发动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后来组成“抗日锄奸义勇军”，许志猛任总指挥，直接对日军进行武装斗争。菲律宾华侨洪门联合会还举办了专门学校，为祖国抗战培养人才，其中许多人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甚至为祖国的抗战事业献出了生命。

中国致公党为抗战的胜利做出巨大的贡献，可歌可泣的事迹彪炳史册。毛泽东曾专门写信给司徒美堂，对致公党“关怀祖国，呼吁团结" 的行动表示“敬佩无已”。

2.第三党：虽牺牲至一弹一卒，亦绝不后退

1930年8月，由邓演达、黄琪翔、章伯钧、季方、彭泽民等发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5年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自称“第三党”，1947年再度更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在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行动委员会参加了一系列反蒋抗日的斗争。

1932年，一 •二八事变后，行动委员会成员配合第十九路军积极参战，英勇地战斗在前线。如余立奎、何自坚曾指挥第十九路军1个团在太仓等地与日军血战，李世璋、朱蕴山等带队参加支前。

1933年11月，黄琪翔、李济深、章伯钧、彭泽湘、何公敢、蔡廷错、蒋光鼐、陈铭枢等发动福建事变，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宣布反蒋抗日，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对内“打倒蒋介石和卖国残民的南京政府”。福建事变失败后，第三党积极响应中共《八一宣言》，建议组建反日阵线。1936年2月发表《“组织反日阵线”提议宣言》，认 为中国不组织反日联合战线实行坚决抗战就等于“自杀”，“国内任何矛盾，都大不过日本帝国主义者与中国矛盾”，希望全国各个愿意抗战的人民团体，本着“重其相同轻其相异”，“组成全国的'反日阵线，”。1936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黄琪翔同章伯钧、彭泽民商量后，决定将“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并派罗任到西安积极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付出了积极努力。

卢沟桥事变后，行动委员会发动和组织许多党员与民众直接参军参战，舍生取义，血战沙场，许多人为国捐躯，可歌可泣。王守先等在北平组织了 “华北青年抗日会”，张牧野在天津成立了 “中华抗日同盟会”，带领大批热血青年在平津一带进行抗日活动。王守先被日本宪兵队逮捕，遭受酷刑但坚贞不屈，被日军的狼狗咬死。黄琪翔、杨逸棠、 李卓贤、裘朝慎、周成德、何自坚、杨清源等参加了淞沪会战。裘朝慎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他们在敌后组织的群众抗日武装，一部分被敌人打散或被国民党部队收编，一部分加入了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

解放行动委员会还组织了 “黎明剧团”和“青年抗战工作团”宣传抗战，曾排演了《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等抗日剧目和歌曲，为教育激励民众积极支援抗战做出较大贡献。

3.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白色恐怖中积极营救政治犯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但国民党却将大批民主人士进步学生关进监狱甚至杀害。为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营救蒋介石白色恐怖统治中被关押的政治犯，团结国内外民主人士共同抗日，以宋庆龄为首的国民党民主人士组织起来，于1932 年12月29日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同盟成立了营救政治犯七人委员会，营救了许多政治犯，其中大部分是共产党人，如陈赓、罗登贤等。宋庆龄认为他们“不是罪犯，而是中国人民最高尚的代表人物”，“如果我们容许这些革命战士被逮捕、 被监禁，甚至被杀害，那就是容许了可恶的反动势力摧残中国民族的根苗”

1933年3月同盟与全国救国联合会、中共等20多个进步团体共同组织了 “国民御辱自救会”，宋庆龄任会长，号召全国人民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事业中去，“努力于这次解放的奋斗，努力于中国的统一和完整”。1933年民盟筹备（中共具体组织）了世界远东反战会议。9 月30日，成立了远东反战同盟中国分会，推选宋庆龄、三名国际代表' 一名工人代表、一名苏区代表、二名义勇军代表组成主席团，宋庆龄任执行主席。大会还选举毛泽东、朱德、鲁迅以及高尔基、季米特洛夫、罗曼•罗兰等国际友人为名誉主席。宋庆龄主持了大会，作了题为《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法西斯的决议宣言》《反对白色恐怖的决议》《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苏区红军的五次“围剿”的抗议书》。10月2日，上海多家报纸报导了 《反战会议秘密开会》的新闻，并详细登载了会议的通电、宣言、决议等文件，极大地振奋、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反蒋、救亡御辱的斗争。

4.中华职业教育社：密切配合抗战建国之伟业

中华职业教育社，简称职教社，1917年5月6日由黄炎培等创立于上海。

九一八事变后，职教社的指导方针和工作重心从“矫正社会之弊， 救济社会之穷”变为“为民族独立和繁荣”，以“抗战第一，胜利第一”为最高原则。

上海失陷后，职教社的姚惠泉、潘文安、杨拙夫等人留在上海租界，与中共地下组织成员薛暮桥、张宗朗、刘少文、刘晓等配合，坚持 “孤岛”斗争，为大后方的抗战及建设培养输送各种人才。期间，职教社在原有的四所职业补习学校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三所职业补习学校， 合计在校学生总数超过两万人。这些学校根据战时需要开设课程。有的特设了无线电、电讯工程等学科，开办了铁路员司养成班、护士养成班 和土木工程班等。学员毕业后，大部分通过各种渠道送往后方参加抗战工作。黄炎培还要求中华职业教育学校每天举行升旗仪式，以陶冶学生报国雪耻、民族自尊的爱国主义精神。淞沪抗战爆发后，租界当局不准升中国国旗，学校则坚持每天以摇铃为号，全体师生肃立致敬，举行 “精神升旗”。职教社还协助中共江苏省委创办“神州职业中学”，培养向中共靠拢的青年，有“上海抗大”之称，培养的学生大部分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义勇队和新四军。

淞沪抗战爆发后，黄炎培被公推为上海抗日救援会主席团主席，他冒着敌机轰炸扫射的危险，几个月内9次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职教社成员全力以赴，深入各机关、团体和企业动员支前。在短短几天内， 即调集车辆600部，为前线抗日将士运送弹药粮食。黄炎培、江问渔前往济南募集棉背心1.2万件，运送回上海，给前方官兵。又发起成 “上海地方维持会”，参与创建“一 •二八残废院”，收容淞沪抗战中负伤残疾的军人。同年12月23日，职教社创办《救国通讯》（后改为《国讯》），专门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声援抗战。

职教社对华中抗战的新四军亦给予极大的支持。上海沦陷后，社员纪振刚收集了国民党溃兵扔下的步枪五六百支，机枪20挺，以及迫击炮等其他武器弹药，设法全部赠送给了缺少枪支弹药的新四军。此外还通过各种关系筹集了相当数量的布匹、胶鞋、医药等紧缺物资，秘密送给新四军。他们不畏艰险与前方将士并肩抗战的爱国精神，给参战部队官兵以莫大的鼓舞。

在全国抗战中期，职教社发起组织的民主同盟，是民盟中一个主要政派。抗战胜利后，联合民族工商业界发起组建了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

5.乡村建设派：培养农村自卫武装

乡村建设派简称乡建派，或村治派，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发轫形成的用改良主义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政治团体。全国抗战爆发后，“乡村建设运动”宣告破产，乡建派成员纷纷投入抗日民主运动，逐渐变成了一个有影响的民主政团。抗战中期，乡建派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为民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代表人物为梁漱溟。

乡村建设派的根基主要在山东，战前就注重培养农村自卫武装，经常进行军事培训。抗战爆发后，受过军事培训的青年一部分被征调入伍，一部分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另一部分则在乡建派成员组织下成立抗日游击队，如沂水城区乡农学校在校长李贯一领导下，联络了一批受训学员和有志青年，成立了 “沂水县抗日游击第一中队”。沂水县城沦陷后，李贯一带领队伍在西部山区坚持敌后抗战。

卢沟桥事变后，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建派加紧对青年进行军事训练与动员。1938年，梁漱溟、梁仲华在河南集中由山东撤出来的部分乡建工作人员、学生约1000余人，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政治大队的名义进行整训。整训结束之后，除一部分人员留河南外，其余的重返山东进行敌后游击抗战。一部分干部加入了八路军、新四军，如窦雪岩带领着一支几百人的新四军队伍坚持敌后斗争，为抗战做出了贡献。

6.全国各界救国会：民主、团结、抗战

1936年1月28日，沈钧儒、李公朴、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 马相伯等发起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 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呼吁国共双方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停止“剿共”，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华北、西北、华南等地区以至旅居欧美、东南亚的华侨一呼即应，相继成立了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11月上海各界救国会举行了纪念孙中山的活动，担任主席团成员的史良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联俄联共、 扶助农工。救国会的举动惹恼了国民党当局，也触怒了日军。日本驻沪领事约见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要求逮捕救国会成员。南京国民政府11月23日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七位救国会领导人，被称为 “七君子事件”。

全国各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宋庆龄、何香凝、张学良、 杨虎城和国际友人罗素、杜威、爱因斯坦等纷纷要求无条件释放沈钧儒等人。沈钧儒等人坚持抗日救国立场，在狱中和法庭上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37年6月25日，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要求入狱与沈钧儒等人一起接受监禁。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释放了沈钧儒等七人。

淞沪抗战爆发后，救国会成员积极投入抗战行动。许多人从军参战，更多人参加募捐、救护、慰劳等支前工作以及救济难民、动员群众、训练干部等活动，给抗日将士以物质上的支援和精神上的莫大鼓舞。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募捐，以“寒衣”捐款方式慰问支援新四军。上海救国会、职教社等救国团体曾两次派出“上海各界民众慰劳团”， 通过敌伪封锁线秘密去皖南、苏北慰劳新四军。慰劳团返回后，向上海人民宣传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的英勇事迹，鼓舞了沦陷区人民的斗志， 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译报》和《译报周刊》还出了新四军特刊、画报和小丛书，《申报》和西文报纸也以文字配照片予以报道。

救国会在安置难民方面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上海沦陷后，救国会组织800多人安置十几万滞留租界的难民，发放救济物资、给难民以必要的援助，开展抗日宣传，教育启发许多青壮年走上抗日道路。救国会与职教社合作，以“现代知识讲座”为掩护，举办救亡干部训练班. 培训抗日救国骨干分子，由进步教授和学者陈望道、王任叔、孙冶方等讲课。救国会成员和经过培训的骨干深入发动和组织群众，先后动员组织了数千名学生、店员、工人前往参加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的建设。他们在大江南北英勇杀敌，不少人为国捐躯，其中就有诸学潜、吴进元、 王定夷、李伟炯、吴赋三等救国会骨干。

武汉失陷后，李公朴来到延安。他组织了 “抗日建国教育团”，赴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战宣传教育工作，并为《全民抗战》撰写通讯，“以事实驳斥了国民党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谎言”。写成《华北敌后一晋察冀》一书，向全国介绍共产党的抗战工作及敌后根据地的建设，并给予高度评价；出版“西行漫记”，扩大了中共的影响。邹韬奋努力扩大生活书店的业务，先后创办了50多家书店，大量销售宣传抗战和民主的书籍，仅《抗战读本》和《大众读物》就销售500万册以上，为推动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救国会还筹组中国工业合作社，为抗战筹备各种急需的物资。他们提出，沿海一带工业沦陷后，就要利用大后方的丰富资源和工人难民，从事各种军用及民用急需品的制造，用这种方式建立起一道经济防线，以配合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战。1938年5月他们讨论了具体计划，经与国民政府协商，成立中国工业协会组织。抗战期间，该协会在国统区和八路军、新四军根据地共建立起近3000个工业生产合作社，组织了致以万计的难民，生产了大量的军需民用物品，有力地支持了抗战。

7.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主党派的大联合

民主、团结、抗战是中国抗战时期主旋律。唯有抗战，中华民族才能生存；唯有团结，才能坚持抗战；唯有民主，才能巩固团结。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各民主党派人士为了实现民主团结抗战，为了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继续抗日，联合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1 月皖南事变，国民党反共达到第二次高潮，激起全国人民的震惊与愤怒。同时国民党排挤民主党派在参政会中的席位，各民主党派深感为民主与反内战，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力量调解国共关系，维护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也才能抵制国民党的对小党的破坏，求得生存与发展， 于是决定扩大改组统一建国同志会，更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 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开会成立。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敬告政府与国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章》，建立了中央领导机构。

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标志着各抗日民主党派的大联合，大大增强了民主党派在抗日民主运动中的力量，成为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重要势力。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在“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的精神下全力以赴展开抗日民主运动，为抗日的最后胜利作出巨大贡献。在其带动下，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也联合起来，谭平山、 陈铭枢领导的三民主义联合会，以何香凝、李济深为首的民主促进会等相继成立，积极开展抗日民主运动。民主党派纷纷谴责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作为中间人努力调停国共双方的纷争。八年抗战，国共摩擦与矛盾不断，但始终没有达到破裂的局面，团结抗日直到抗战胜利，民主党派与有功焉。

在抗日战争时期，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联合起来，汇合成一股抗日民主洪流，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中国民主党派, 以其忧国忧民之心和实际行动，在伟大的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