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中国各阶级、各阶层积极响应，同仇敌忤，团结御辱。

1.工人阶级：中国抗战的中坚

在抗战中，中国工人阶级一直是抗战的先锋，表现了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用生命谱写了壮丽篇章，并用行动“证明中国工人阶级是最觉悟的，并且是抗战中重要力量之一”。

卢沟桥事变后，卢沟桥与长辛店地区的工人就积极支援抗战，主动帮助驻军解决困难，运送铁板、枕木与铁轨，构筑阵地，修建公路，传送情报，护送伤员，运送粮食。平津沦陷后，平汉线、津浦线、正太线、平绥线、同浦线等大批铁路工人组建战地服务团，夜以继日地抢运各种战略物资，开赴前线，参加运输、救护与构筑工事等战地服务工作。八一三上海抗战中，几十万工人组建救护队、义勇军、宣传队、战地服务团等各种职工抗日救亡组织多达40余个，并统一成立了上海工人抗日救亡协会，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救护与战地服务工作。有的工人加入“上海工人别动队”，直接拿起武器，英勇杀敌。上海、南京沦陷后，工人运动的重点逐渐转移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与开辟抗日根据地上来。大批工人纷纷参加游击队与八路军，坚持抗战。台儿庄战役中，工人还组建三个破坏队，炸毁了台滩公路，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抗日救亡运动更加深入。1938年2月7日，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在《为“二•七”十五周年纪念宣言》中提出了 “从行动上、组织上统一起来，建立全国统一的职工组织”共同抗日的主张。中共中央设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各抗日根据地则建立工会组织。据统计，1939—1940年，晋察冀边区县级工会31个，会员七万；陕甘宁边区县级工会20个，会员2.7万；晋东南、晋西南、山东与华中各根据地都设立了基层工会组织。到1940年初，各根据地工会会员总数达到50万。在抗战相持阶段，除参加武装斗争以外，根据地的工人还积极参加经济建设，投入大生产运动。尤其是提供枪支、弹药等战略物资的军事工业生产。如位于山西省黎城县赤峪沟的黄崖洞兵工厂，是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最大的兵工厂，总建筑面积6000多平方米，共有机器设备40余台件，工人发展到680人。工人们为了多出产品，加班加点，全力以赴，刻苦钻研，改进技术，提高产量。涌现出一大批先进个人，其中“炮弹王”甄荣典被边区政府授予 “全区新劳动者旗手的头名英雄”。在多次“反扫荡”斗争中，尽管全厂职工人数精减过半，但军火产量却成倍增长。

在国统区与敌占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运干部积极动员工人参与抗战，积蓄革命力量，广泛参与各种合法团体，加强与国民党工会的合作，筹建全国工人统一抗敌组织。毛泽东曾函告易礼容；“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合作无以抗日……上海工人运动，国共两党宜建立统一战线, 共同对付帝国主义与汉奸，深望吾兄努力促成之。”1939年12月，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加入中国劳协，共同抗战。在敌占区，工人坚持经济与政治、公开与隐蔽、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原则，巧妙与敌人斗争。在战略反攻阶段，工人阶级积极配合与帮助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力量，广泛开展对日伪军作战。

2.农民阶级：中国抗战的脊梁

农民在抗战中的地位是由近代中国国情以及中日双方力量悬殊所决定的。国共双方都认识到农民与农村在抗战全局中的战略意义。南京沦陷后，蒋介石曾坦言：“中国持久抗战，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予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而向来重视农民问题的毛泽东，认识更加深刻，认为“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面对日本侵略者，广大农民为了保家卫国，英勇抗战，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首先，粮棉供应。粮棉是最基本的战略物资，粮棉供应的保障为先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在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广大农民为了支援抗战，尽管生产条件恶化，负担加重，生活困苦，但仍然承担着军队粮、油、棉的供应。作为全国著名的“谷仓”与产棉区的湖南省就为中国抗战供应了大量的粮棉。战区司令薛岳说：“湖南对国家贡献居全国之冠。每年除供应军棉70000担、军布300余万匹、军粮1000万担外，尚须接济邻省更大更多之需求。”邓小平曾指出：“一旦军需民食没有保证，敌后抗战的坚持是不能设想的。”

其次，兵源补给。据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役署统计，正面战场上，全国征募壮丁 13922859人，仅湖南一省应征入伍的人就达2031357人，农民占绝大多数。在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大量农民积极参加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地方民兵、游击队等抗日武装。敌后战场上，从1941年起，根据地民兵的数量超过了八路军与新四军的总和。到 1944年8月，华北与华中敌后战场，民兵达到了 213万人。

最后，直接参战与战地后勤服务。抗战爆发后，广大农民自发地组织农民抗日救国会、农民自卫军、锄奸队等各种武装抗日团体，在山区与平原上开展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围困战、交通战等， 消灭了大量日伪军有生力量，并在中共的领导下积极参与根据地的建设与保卫。民兵既是“广泛的群众性武装组织”，也是“坚持敌后抗战中配合与补给正规军，保卫与巩固根据地的重要基础，是支持敌后长期浩大战争的最雄厚的后备军”。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地道战，就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1944年，河北清苑县冉庄农民开挖地道，共4条主干道，24条支线，户户相通，能进能退，具备“三通、三交叉、四好、 五防”的优点，结成上下交叉的火力网，三次击败了日伪军围剿，成为远近闻名的“地道战模范村”。

广大农民充当战地后勤服务人员，支援抗战，直接为军队服务。主要包括破坏交通、修复工事、护送伤员、运送物资、担任向导、侦察敌情、坚壁清野、袭敌扰敌等活动。在敌后，当时流行一首反映青年农民踊跃参军与杀敌报国的《抗敌四季歌》：“夏季里，日正长，征衣换上别爷娘。勇敢从军去，为国为家乡！秋季里，稻上场，大家联合打东洋。身体虽辛苦，精神百倍扬！”

中国农民在抗日战争中既体现出一种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也展现出一种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3.青年学生：中国抗战的先锋队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广大青年学生投笔从戎，报效祖国，成为抗战救国的重要力量。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北平、南京、天津、长沙、武汉、杭州、太原、西安、广州、南昌等大中型城市的大中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集会，宣传抗日，组建抗日团体。1931年9月27日，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发表《为东三省事件告全国民众书》，批判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号召“全国的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武装“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同年12月17日，来自全国各地的三万多学生在南京集会游行，遭国民党军警血腥镇压，30多名学生被打死，100多学生受伤，这就是骇人听闻的“珍珠桥惨案”。一二•九运动中，北平学生联合会组织“南下宣传团”与“民族解放先锋队”，把抗日救国浪潮推向全国。

抗战全面爆发后，青年学生投入到平津、淞沪抗战中去，运送物资，筑建工事，护送伤员，北平就有数百名学生英勇牺牲。1937年12 月31日，周恩来号召广大中国青年学生到军队中去，到农村去，到战场上去，到敌占区去，要敢于发动与组织群众，全力争取最后的胜利。据统计，1937至1938年，十万多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加入敌后抗日斗争的历史洪流。

中共中央在陕西泾阳县安吴堡，创办了 “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由胡乔木、冯文彬等人负责，大量吸取海内外青年学生参加学习。两年多，共举办了 14期，培训青年干部12000人，他们努力学习政治军事，被培养成抗日干部，分赴各根据地，为抗战贡献力量。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3000万同胞深受日寇百般蹂躏，以苗可秀为代表的东北青年学生投入抗日洪流。

苗可秀(1906—1935),辽宁本溪人。1926年考入东北大学九一八事变后，进入北平大学读书，并参加“东北民族抗日救国会”，任东北学生军大队长。后创建“中国少年铁血军”，转战辽东三角区，战功赫赫，威震敌胆。行军中被围，受伤被俘。面对诱降，不为所动。身受严刑拷打，宁死不屈。1935年7月25日英勇就义，年仅29岁。临刑前写绝命诗一首，其中有一句“誓扫倭奴不顾身”，体现了他为保家卫国奋不顾身的革命情怀。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称苗可秀“真不愧是大学生”，并携带苗可秀遗稿的影印本，南下宣传抗日。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一批又一批青年学生投笔从戎，浴血杀敌，不怕牺牲，谱写出一首首壮丽诗篇。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高度评价中国青年学生“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而“现在的抗日战争，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新阶段，而且是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一个阶段。青年们在这个阶段里，是负了重大责任的”。

4.地主、工商业者：中国抗战的重要参与者

日寇入侵，烧杀抢掠，穷凶极恶。进步的地主与工商业者出于民族大义与国家安危，也加入到抗日救亡、保家卫国的行列中。正如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指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只局限于一个阶级的参加，也不可能在一个单独的战线上进行。一些资本家、银行家、甚至许多地主和许多国民党军队中的军官们，已经表示了他们为民族解放而战的志愿，我们不能拒绝他们在这个斗争中担负一种职务。”

开明士绅，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大力支援前线抗战。毛泽东认为：“许多中小地主出身的开明士绅即带有若干资本主义色彩的地主们，还有抗日的积极性，还需要团结他们一道抗日。”在抗战时期, 属于“中间力量”的开明士绅深明大义，爱国保乡，具有御辱抗日的积极性，“赞成抗日，赞成民主(不反共)，赞成减租减息”。军事上，开明士绅积极动员参军、拥军与护军，有些士绅还让自己的子女参军抗战。

山西兴县的地主牛友兰，抗战爆发后说：“现在处于国家存亡的紧要关头，每个有骨气的中华男儿都应该为国分忧，为抗日救亡出力" 在抗战中，他毁家纾难，先后为国捐资银洋35000块，粮食2万多斤, 以及大量的棉花、布匹、肥皂、毛巾等物资，他的四个儿子先后参加革命，长子牛荫冠还光荣入党，负责山西牺盟总会工作，后任晋西北行署副主任；次子牛荫天参加牺盟会，入抗大学习；三子牛荫东也在兴县牺盟会工作。他还把侄女、侄孙送进抗大、陕北公学学习。1942年5月, 率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毛泽东赞扬他“全家革命”。

工业界的抗战主要表现为工厂内迁与支援抗战。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完全吞并了东北工业企业。抗战全面爆发后，平津沦陷，上海危急, 东南沿海的工矿业危在旦夕。1937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将沿海工厂迁往内地。爱国企业家“誓不以厂资敌”，积极响应。他们将工厂拆卸装运，中经武汉，再辗转到川、贵等西北西南地区，长途跋涉，历尽艰险。据统计，从日占区迁往西南西北地区的民营工厂445家，内迁技术工人12182人。工厂内迁，保存了国民经济的基础骨干力量, 为持久抗战与大后方工业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商业界也有一大批爱国人士，转变政治态度，参与抗日救亡活动， 在抗战救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在抗日舆论宣传上，批评了南京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抗战期间，商业界在北平、 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地成立各种抗日救国团体，集结抗日力量，并组建了全国性的“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上海四百多个工商团体议定将“援侨反日会”改组为“抗日救国会”。在其他城市相继成立的有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浙江的“国民救国促进会”、江苏的 “国难救济会”等。

抵制日货，支援抗战。抗战爆发后，国内不同行业的爱国人士和人民群众一起，把抵制日货运动推上高潮。北平各界反日救国大会通电全国，号召“对日实行不合作主义”，“不在日厂做工，不用日钞，不与日银行来往，不买日货，不坐日轮，不住日旅馆”。上海米业协会对日经济绝交。相继有160多个同行业工会宣告对日经济绝交。随后在南京、武汉、南昌等地也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纷纷建立“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这样的组织。仅1931年日本对华输出额较上年同期逐月剧减，9月34. 7% , 10月59.7%, 11月68%, 12月63. 8% ,日本在华贸易从第1位跌到第5位。部分进步商绅还直接参与武装斗争。山西著名商人乔致庸的曾孙乔倜，入空军第九飞行大队，一直在华北战场对日作战。1937年10月6日，乔倜驾驶飞机侦察中，受到日军炮火的猛烈射击，壮烈牺牲，年仅23岁。

5.中国妇女：抗战中的巾帼英雄

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成千上万的妇女沦为这场战争的直接受害者与牺牲品，蒙受了深重苦难与耻辱。妇女为了支援抗战而勇挑家庭负担，养育子女，照顾老人，参加生产劳动，并在抗日战场上直接承担作战任务，成为抗日的巾帼英雄。

九一八事变后，各种妇女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成立，号召广大妇女投身抗日。1935年12月21日，上海妇女救国会成立，何香凝在会上誓言中国妇女“要与男子一样的负起重大的责任，争取民族生存”。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妇女救国会。1937年7月22日，宋庆龄、何香凝等在上海成立“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发表《告全国妇女书》，号召“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姊妹们，请都快起来，我们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能上战场的上战场，能救护慰劳的就出来做救护慰劳工作。”8 月1日，宋美龄在南京成立“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通电全国妇女同胞参加抗战。

抗日根据地的妇女抗日团体纷纷建立。1938年3月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成立，有会员17万人，占根据地成年妇女总数的三分之 二。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救国会，下设30个县妇救会，会员26万人。 晋西北妇联总会，下设30个县妇联，会员9万人。晋冀豫边区妇救会, 下属县妇救会73个，会员59万人。山东妇救总会，下属50个县妇救会，会员39万人。据统计，7个抗日根据地的妇联或妇救会的委员, 平均占妇女总人口的12%,这对文化落后、素无组织的农村妇女来说, 是相当令人满意的成绩。

各地妇女纷纷组建了各种战地服务团，直接为前方战士服务。其中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西北战地服务团、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四川战地服务团最为有名。妇女还是战地后勤服务的骨干力量，为了保障抗日将士的衣食供应，纷纷成立运输队、募捐队、救护队、洗衣队、缝纫队、慰劳队等。有的妇女立志报国，参战杀敌，建立自卫军、姐妹团，从事巡逻、站岗、放哨、掩护群众等多项活动。上海80多个妇女团体改组成“妇女救国大同盟”，组织妇女救护队，举办救护培训班， 开赴前线参加伤员救护工作。南京妇女界则组织“中华民国救国女子军”。在敌后战场上，也有许多妇女参战杀敌，在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民兵等正规或非正规部队中占有一定比例，许多妇女担任部队的指战员、政委、医生、护士、文工团等工作，或直接参与对敌作战。据1940年统计，华北抗日根据地共有200多万妇女参加民兵与自卫军。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涌现出一大批抗日女英雄，赵一曼是其中的著名代表。赵一曼是四川宜宾人，先后就读于黄埔军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莫斯科中山大学，1928年冬回国从事地下工作。九一八事变后， 调到东北领导工人斗争，先后任满洲总工会秘书、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珠河中心县委委员、珠河区委书记，领导了哈尔滨电车工人反日罢工，建立农民游击队，并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在哈尔滨以东地区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1935年11月，赵一曼负伤被俘。她面对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电刑等酷刑，始终坚贞不屈。次年8月2日，在珠河英勇就义，年仅31岁。“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她的这首《滨江述怀》， 正是她那英雄气概和高贵品质的写照。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聂荣臻评价赵一曼：“她的伟大的英雄形象和光辉业绩永远激励着中华儿女坚毅不拔开拓前进，为全人类的解放奋斗不息！ ”

6.少年儿童：中国抗战的小生力军

全面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国统区与抗日根据地, 爱国的少年儿童以他们特殊的方式参加抗日斗争，为抗战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少年儿童抗日斗争的兴起，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与爱国主义热情的高涨，也展示了中国人民不可战胜的力量与不可屈服的民族精神。周恩来高度重视儿童抗战，为开展大后方儿童抗战工作指明了方向，“儿童是社会力量的一部分，是抗日斗争中的一支小生力军。孩子们的抗日救国要和大人联合起来，要发扬救国、革命、创造三种精神。”要“一手打倒日本强盗，一手建设新中国。”

成千上万的少年儿童长期活跃在国统区与根据地的城镇与乡村，组织各种儿童团、红枪队、抗日宣传队、工作队、儿童剧团等抗日团体。 他们充分利用不容易引起注意、便于隐蔽、比较分散、行动自由等优势，担任抗日宣传、站岗、放哨、巡逻、通信、侦察敌情等工作，并以戏剧、舞蹈、讲演、歌咏、写标语、创造漫画、办墙报等形式从事抗日宣传，广泛地活动于城市、乡村、街头、工厂、码头、集市、学校、医院、兵营等地方。

抗日宣传是广大少年儿童抗日救国活动的主要形式，全国各地先后成立了江苏新安旅行团、上海孩子剧团、厦门儿童救亡剧团、长沙育英儿童剧团、开封孩子剧团、浙西小剧团、台湾少年团、南昌孩子剧团、 昆明儿童剧团、西安儿童宣传队、山西儿童救国会、六安儿童团、汉口七七少年剧团、重庆儿童农村宣传队、兰州儿童歌咏团、西康儿童剧团等。在国统区与根据地都有他们活动的足迹，他们跋山涉水，不畏艰难，含辛茹苦，努力地唤醒民众，共同抗日。他们采用地方语言，吸取当地民间艺术的元素，把抗日救国内容注入当地的小调与民歌，以喜闻乐见的民间形式演出，取得了生动良好的社会效应，是抗战史上一种重要的力量。其中以上海孩子剧团与新安旅行团最为重要。

淞沪抗战爆发后，沪东临青学校为主的部分小学生在难民收容所进行抗日宣传。9月3日，在上海国难教育社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上海孩子剧团在战火硝烟中成立，隶属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员22人， 其中年龄最小的才八岁，最大的16岁，中共党员吴新稼（吴莆生）任干事长，后来改任团长。剧团在上海的街头巷尾表演街头儿童剧《放下你的鞭子》《捉汉奸》《街头》《仁丹胡子》等，激发了上海守军的士气。9月11日，《救亡时报》以《孩子们都这么明白，中国亡不了!》 为题目介绍了上海孩子剧团成立和演出的情况。11月，上海沦陷，剧团突围，辗转南通、徐州、郑州，并在郑州陇海公园首次公演儿童剧 《帮助咱们的游击队》，1938年1月抵达武汉，受到中共长江局的高度重视，周恩来与邓颖超亲自前往慰问，举行欢迎会。24日至28日， 《新华日报》的“团结”副刊进行长达三天的整版报道，刊登孩子剧团的成立、组织、宗旨、规章制度，以及该团成员的文章。后来汉口大陆书店把这些报道资料汇集成册，统一整理，以《孩子剧团从上海到武汉》为书名出版发行，销往大后方。4月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收编，随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撤往大后方，中经湖南、广西、贵州。 1939年1月，抵达重庆。9月，共产党员林犁田（许翰如）继任团长。 随后分两队到四川城镇乡村进行抗日宣传与文艺演出，工作长达两年。

上海孩子剧团陆续演出了新编儿童剧《孩子血》《为了大家》《这怎么办》《孩子们站起来》，儿童哑剧《不愿做奴隶的孩子们》，成人话剧《复仇》《打鬼子去》《最后一计》，新歌剧《农村曲》，以及儿童话剧《乐园进行曲》等优秀节目。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加强了对剧团的控制，并改组了剧团的班子成员，受限于重庆市卫戍抗战司令部，被迫将童话剧《秃秃大王》改名为《猴儿大王》出演。1942年9 月，孩子剧团被迫结束。前后长达五年，上海孩子剧团的足迹遍布八省数十个城乡集镇，孩子们在舞台上的精彩演出，精心塑造了生动活波、 贴近生活与极具感染力的艺术形象，受到了广大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 极大地动员与鼓舞了中国人英勇杀敌的激情与士气，为抗战宣传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5年9月，据84岁的许翰如老人（上海孩子剧团团长）回忆, “经过南通，我们连着演出了几场，和观众产生了强烈共鸣，经常是台上台下一起哭，一起喊口号。一次正演着，一个营长忽然跑上台，抱起一个小演员，泪流满面地大声疾呼：’谁无父母，谁无妻子儿女，看看这群被鬼子杀了爹娘的孩子，谁不难过！兄弟们，为小弟弟小妹妹们报仇啊！为东北同胞，为全民族报仇啊！’台下很多士兵也哭了，他们喊：’打回老家去！为小弟弟小妹妹报仇！’”